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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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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歌(FOLK)原本是指每个民族的传统歌曲,每个民族的先民都有他们自古代已有的歌曲,这些歌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谁是作者,而以口头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至今。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歌 (FOLK),大都是指流行曲年代的民歌 (FOLK),所指的是主要以木结他为伴奏乐器,以自然坦率方式歌唱,唱出大家纯朴生活感受的那种歌曲。美国民歌手 WOODY GUTHRIE在五十年代的唱片可说是最早的民歌唱片录音,所以普遍被认定是现代民歌 (FOLK)的祖师。之后 PETE SEEGER、 THE WEAVERS继续推动这类音乐。六十年代越战,反战民歌手如 BOB DYLAN、JOAN BAEZ、PETER、PAUL AND MARY等成为时代的呼声。

  民歌,人民之歌。 从古至今,无论东西南北,每一时代、地域、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地理、气候、语言、文化、宗教的影响下,都不其然会产生一类别人类自娱、文化留传或生活实质的宣泄。 他们会以不同的形色传递他们的历史、文明及热爱,而歌谣亦是其重要之一环,而社会学或大众俗称之为民歌/谣。

  如此类推,我便会发觉可以有中国的民歌,美国的民歌,英国、俄国、苏格兰、澳洲或非洲民歌等等。就像如果这几天大家有到海运大厦天台参与德国啤酒节,大家一定到听到不少他们以结他、手风琴等奏出的的普鲁士民谣。

  民歌/谣的特色,是在於其能否反影它的出处和环境、文化特色/质,而不只是在乎其使用的乐器的多少、轻重。(当然无可否认,乐器本身很多时亦能反影民歌本身的文化背境。)今天,我们活在香港,民歌音乐的文化早以支配在西方篷裙之下,我们今天说的民歌,大多数也就是西方(美国)的民歌。

  原始的民歌,同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欢快,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它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其社会作用也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诗经》中的《国风》,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多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国风》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实质,表达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和斗争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语言讽刺和诅咒了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在《硕鼠》中,更把剥削阶级比作贪得无厌的老鼠,刻画出劳动人民对奴隶主的切齿痛恨和对于“乐土”、“乐园”的向往。

  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民歌已经十分繁荣。战国后期,诗人屈原等人,对楚国民歌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根据楚国民歌曲调创作新词,称为《楚辞》。《楚辞》中的不少作品,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热烈面富于幻想,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从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乐的歌谣,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这些乐府民歌,多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爱憎,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这一时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发展成为长短句和五言、七言体,并开始加进了乐器伴奏,《孔雀东南飞》等长篇叙事歌曲的产生,同时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民歌在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创作也相当繁盛。李隆基登位,杨玉环得宠,建立了杨家的裙带关系,她的姊妹都被封为夫人,气焰之盛竟至“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谣曰:“从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里的向往,只是一种对皇家的讽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间产生的讽刺性歌谣就更多了。南宋的统治阶级,贪污腐化,玩弄政权,有民歌讽刺道:“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元明时代,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了。人民作歌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于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激起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其中,以颖州的刘福通声势最大,他率领了10万农民,头包红中,号“红军”,所向无敌,所以歌谣道:“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进入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面临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闯王、穿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

  清朝统治中国后,人民清醒地看到,统治阶级昏聩贪婪,这是招致外侮、陷国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惨的年代,老百姓连温饱都不可得,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天子坐金銮,朝政乱一团,黎民苦中昔,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凯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东执行血腥屠杀政策,杀害无数义和团将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凯,便唱出了“杀了袁龟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人们在袁世凯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上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爬在一个洋人的屁股后。这幅漫画和歌谣,发泄了老百姓对袁世凯的痛恨心情。

  随着清朝的垮台,民国以来,帝国主义为了扶植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军阀,残害中国人民,支持袁世凯称帝,当时袁世凯听见北京街上有许多卖元宵的,认为大犯忌讳,把元宵当成“袁消”,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卖元宵,硬把元宵改为“汤圆”,于是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长,他们讥讽卖日货的商人:“绿坎肩,真是阔,绿帽子,也不错,叫你再贩日本货!”

  作为历史的见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壮丽史诗,在民歌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农民这样唱道:

  “边区本是根据地,赶走了鬼子杀汉奸。”“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像一个人在经过艰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后,突然看到了碧波万顷的大海,人们的情绪激动了,歌不断从激动的心头流出来。人们用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人民创作了如《东方红》、《咱们的领抽毛译东》、《浏阳河》、《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传世之作。

  民歌在新中国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连片密布,摇曳生姿。社会主义民歌创作的沃野展现在眼前,劳动人民的歌声冲天而起,响彻云霄。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派出工作组对全国的传统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风进行大范围的抢救挖掘工作。自1984年起,又开展了编辑《中国歌谣集成》工作。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活动,使得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得以典藏保存,为丰富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至於被称为美国现代(六十年代称之为现代,而我们2004年被称为处於后现代的尾声) 民歌之父的是 Bob Dylan。 Bob Dylan 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民歌之父,是因为其在六十年代首先以他典形反叛、控诉加上其如诗的文字( lyric) 写出了不少能代表当代美国土地、文化,新一代知识分子、年青人的心态的乐曲。 而该等文字、歌曲,又真的能直接、间接及一代一代地影响著美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不止于音乐文化)。

  唐代诗人崔颐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黄鹤楼,令后来登上黄鹤楼的李白对著眼前美景,却有「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颐题诗在上头」之喟叹。

  在下当然不是李白,只是开个玩笑。本来我也想从宏观的角度去写写「何谓民歌」这个题目,只可惜被Mel兄捷足先登了(一笑)。这里只好来个狗尾续貂,零星补充一下。

  民歌和民谣的涵意实有点区别,民谣的「谣」字,有「虚」、「无」的意思,亦即所谓谣言、谣传。「民谣」是泛指古时在民间流传的歌曲,而作曲者已无可稽考,这些我们才会叫做民谣(当然也可叫民歌),所以我们会说现代民「歌」或城市民「歌」,而不应有现代民「谣」或城市民「谣」之说。

  至於英文的Folk Song是否有古今之分,在下并无考究,不敢胡说。

  我们在西洋歌剧或中国地方戏曲,不难发觉其音乐的部份,亦能充分反映一个族群的色彩性格、文化传统,但我们不会称之为民歌,并不尽然是它有丰富的艺术内涵;而是这类传统音乐,在没有留声机的年代,是宫廷贵族、知识分子或上层社会的「专利品」,并没有在民间普及,所以「流传民间」是成为民歌的最基本条件。

  上世纪至今英语是强势语言,在多个领域影响著全世界,民歌亦然。我们这一代人,受欧美民歌薰陶至今。60年代欧美民歌在市场力量推动下作多元发展,臻至圆熟之境。事实上,欧美民歌在音乐上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充份推崇和肯定的。

  民歌是人民其中一个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每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性格色彩,所以各地民歌的风格亦有不同。在下认为玩民歌要玩得好,关键是否能玩出那种民歌的真性情、那种民歌feel,这个feel字,民歌友一看便明;但对民歌较为陌生的朋友可能不明所以。在下亦无法具体说明甚么叫民歌feel,试举两个例子作结:当年有朋友向我说:「罗大佑作曲好是真的好,但他唱歌不大好。」我听后莞尔一笑,回答他:「难道你觉得罗文唱鹿港小镇、唱未来的主人翁,会唱得比罗大佑好吗?」

  劳动歌,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号子,以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和直接促进劳动的功用为其基本特征。广义的包括在劳动中唱的歌,如草原牧歌、采茶歌等。后一类歌,有些也配合劳动动作而歌唱,一般对劳动也能起一定的鼓舞和调节情绪的作用,但无明显的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广义的劳动歌,有时也可归入生活歌中。

  仪礼歌,伴随民间祈年庆节、贺喜禳灾、祭祖吊丧等仪式及日常迎亲送友等习俗活动而吟诵演唱。大致有诀术歌、仪式歌、习俗歌三类。诀术歌,是被认为具有法术作用的民间歌诀与咒语,如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过路君子吟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之类。仪式歌,是与节令庆祝、其他祭祀等仪式相结合而诵唱的歌,主要内容为祭神求福、祈保丰收等。如祭灶王爷求福、祭龙王爷求雨所唱的歌。习俗歌,用于婚娶、生子、祝寿、送葬、造房等红白喜事和迎宾待客的场合,如撒帐歌、哭嫁歌、盖房歌、敬酒歌等。这是仪礼歌中数量居多、迷信色彩较少、文学价值较高的部分。

  时政歌,主要内容是反映人民群众对某些政治事件、人物的认识和态度的。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中国古代的时政歌谣,不少以童谣形式出现,其书面记录,较多见于各朝史书的《五行志》中。时政歌谣大致可分三类:①揭露讽刺统治者的歌谣,这类作品数量最多;②赞扬廉洁、爱国官吏的歌谣;③历代农民起义的歌谣,这类歌谣,体现农民的觉醒最充分,政治色彩最浓。

  生活歌,反映人民一般的社会家庭生活和日常劳动生活的各方面,尤以表现农民和妇女生活的为多。关于农民生活的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旧社会所过的非人生活,揭露地主残酷剥削和贪婪吝啬的本质。流传相当普遍的《十二月长工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长工与地主的尖锐矛盾。妇女生活歌,大部分出自民间妇女之口。女性从一出生即受歧视的童年,到像货物一样被买卖的出嫁;从备受虐待摧残的小媳妇生涯,到熬成婆后仍无幸福可言的毕生悲惨遭遇,在妇女生活歌中都有所反映。在大量的苦情歌中,又常蕴含着对美满生活的憧憬。在资本主义兴起后的近代歌谣中,常迸发出反抗的时代强音。

  情歌,据有些学者的看法,大概最早产生于对偶婚与对偶婚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制的交替时期,是民间歌谣中数量最多,也更加脍炙人口的一种,在历代劳动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倾诉互相爱恋之情和表明选择爱人标准的,如《丝线牵桥妹敢过》、《金银不是如意郎》。②抒发离别、想念之情的,如《把你画在眼睛上》、《和来捏作一个人》。③表达誓不分离的坚贞爱情的,如《情愿挨打不丢郎》、建筑之形:从砖木到混凝土湘南乡土建筑。《出了衙门手牵手》。④告诫和批评的怨情歌,如:要学苋菜红到老,莫学花椒黑了心、《小妹郎多乱了心》。⑤为数甚多的家花不如野花香之类的偷情歌,虽含某些不健康的思想情感,但往往也表现了被剥夺正常爱情生活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儿歌一词,中国五四以后才普遍使用。古代称为孺子歌、小儿谣等。儿歌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由儿童自己创作以及由大人教唱但内容符合儿童生理心理特征和理解能力的歌。广义的还包括由妈妈奶奶等教唱、反映旧社会大人特别是妇女生活情感的、但由儿童传唱开来的歌。具有时政歌谣性质的所谓童谣,一般非真正的儿歌。儿歌按其功用,大致可分为三类:游戏儿歌、教诲儿歌、训练语言能力的绕口令等。

  中国不仅不同民族和地域,民歌形式往往各异,即使在同一民族和地区中,也常有多种样式。

  句式方面:如汉族民歌,除七言体外,还有三、四、五、六、八言或多达十几字一句的。纳西族民歌和苗族古歌,几乎都是五言句,水族的歌多为前三言、后四言的特殊复式句。

  章段结构方面:四句头最多。陕南、鄂西以及湖南、安徽、四川等省部分地区流行赶五句。两句一首的有陕北信天游、内蒙古爬山歌、晋西北的山曲、壮族师体歌等。藏族鲁体歌,多三至五句成章,三章成首,且句子之间讲究对应。谐体歌多四句一首,也有六或八句成首的。僳僳族民歌,凡两句两句唱的,均分为上句与下句,上下句要求对仗。汉族各地流传的小调歌词,体例各有格套,如四季调为四段式,五更调为五段式,十送等为十段式,十二月调为十二段式等。西北花儿的河湟、洮岷、陇中三派,格式各异。各族民歌中,还有不少章、段、句数是不固定的。

  用韵方面:汉族民歌押尾韵的居多,四句一首的多一、二、四句用韵,五句一首的一、二、四、五句用韵,两句一首的每句有韵。蒙族民歌则多押头韵,在大多数四行为一章,上、下两章成一首的民歌中,一般每行都要求押韵。各民族的民歌中,还有押腰韵、腰脚韵、头脚韵或腰韵、尾韵相互为韵的。壮族的勒脚欢,西北各族的花儿,有特殊的押韵法。

  表现手法方面:比兴、夸张、重叠、谐音等手法,在民歌中多有运用。揭露抨击性的时政歌谣,常用谐音、隐语。双关语在情歌中运用较多。拟人化手法,儿歌中较为常见。纳西族的相会调,在大量运用谐音同时,通篇以物拟人,如用蜂花、鱼水相会,比喻男女间的爱情。 民歌的风格,因地区、民族等不同而异。傣族民歌明丽,赫哲族民歌粗犷。汉族民歌,北方的多偏于豪放,南方的一般比较婉约。但同为南方民歌,吴歌又比楚歌更显细腻。同是花儿,不同民族或地区,也各有特色。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它以丰富璀璨的繁花硕果,深广久远的历史传统,独特而多样的色彩风貌,巍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一个浩瀚的大海,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引以自豪,流传久远的民歌,民歌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56个民族拥有古老的历史,悠远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神州大地的肥沃土壤孕育的优秀民歌、古朴、悠扬、明快、美妙、悦耳、令人感动、神往,与其它艺术一样,民歌艺术同样博大精深,同样有着独特的韵鼓掌和强大的生命力。

  民歌就是人民的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逐渐形式和发展起来的,和人民生活紧密地联系着的歌曲艺术,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博大的文化背景,众多的民族和人口是造就民族音乐的最大原因,民歌有着三个基本特征:1、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民歌的作者是人民群众,是他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实践中,为了表现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意志,愿望而创作的,在过去,劳动人民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力,不识字,更不懂谱,但他们却用口口相传的方式编唱自己的歌曲,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如《长工苦》、《揽工人儿难》,倾吐了遭受欺诈压迫的长工的悲苦情怀,《绣荷包》,抒发了少女对情人的思恋和对幸福生活的惮憬等。(明·冯梦龙)有“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之说,民歌所表现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是最线、民歌是经过广泛的群众即兴编作,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无数人的智慧结晶。(民歌的创作过程和演唱过程,流传过程是合而为一的,在传唱过程中即兴创作,在编制过程中演唱流传)③民歌的音乐形式具有简明朴实,平易近人,生动灵活的特点。

  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歌谣蕴藏极其丰富,从《诗经》里的《国风》到解放后搜集出版的各种民歌选集,数量相当多,至于目前仍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歌谣和新民歌,更是浩如烟海,这些民歌就形式而言,汉族的除了民谣,儿歌,四句头山歌和各种劳动号子之外,还有“信天游”、“扑山歌”、“四季歌”、“五更调”,至于像藏族的“鲁”“协”,壮族的“欢”,白族的“白曲”、回族的“花儿”、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等,都各具独特的形式,民歌的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按照它的体裁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号子、山歌、小调。

  1、号子——是人们在体力劳动过程中编唱并直接为之服务的民歌,它的音乐坚实有力,粗矿豪迈,和劳动者关系十分密切,号子对劳动有着实用性和表现性两种功用,号子有以下5种:①搬运号子(包括装卸、挑抬、推车号子等);②工程号子(包括打夯、打硪、建房、采石等);③农事号子(包括车水、打粮号子等);④船渔号子(包括行水、打鱼、船务号子等);⑤作坊号子(包括打蓝、盐工、榨油、制麻等)。在民歌中,劳动歌产生的最早,鲁迅先生认为:我们不会说话的祖先原始人,在共同操劳得特别吃力的时候,懂得唱歌谣来减轻股肉的疲乏,来集中注意力……。号子的领唱者就是劳动的指挥者,他用富于号召性的歌腔指挥众人的劳动,号子的结奏极为短促,歌词也比较单一,劳动者随着节奏调整身体的协调,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劳动歌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它强烈的节奏感。

  2、山歌——是产生于山野劳动生活中,声调高亢、嘹亮、节奏较自由,具有直畅而自由抒发感情特点的民歌,山歌产生在辽阔宽广的大自然环境之中,是人们上山砍柴,田间劳动,山野放牧,或行脚、小憩时,为了抒发内心的感情或向远处的人遥递情意,对答传语而即兴编唱成的,山歌在艺术表现上有三个特征:①感情抒发的直畅性;②编唱形式的自由性;③形式手法的单纯性,山歌又分为北方山歌,与南方山歌两大类,北方山歌主要分布在西北色彩区,西北山歌大多集中在几个歌种之中。主要有:陕北的“信天游”,甘肃、宁夏、青海的“花儿”,内蒙西部的“爬山调”和山西西北部的“山曲”等,南方山歌比北方普遍,几乎各地都有,大多以地名称之:江浙山歌,用吴语方言,称之为“吴歌”,客家山歌,湘鄂山歌、西南山歌、南方的田秧山歌等,山歌的声调高亢嘹亮,常用上扬的自由延长音来抒发感情,乐段结构较简单,乐句内容的结构变化手法较多,它不仅简单,乐句内部的结构变化手法较多,它不仅与向远方喊话口气语调直接相通,而且擅长表现热烈、爽快、坦率、线、小调——是产生在群众日常生活的休息娱乐、集庆等场合中的民间歌曲,它的流传最为广泛、普遍,形式较规整,表现手法较多样具有曲折,细致的特点,小调产生在人们劳动之余,一般有两种场合:一是休息或从事家务劳动的时候,人们常常用小调来泳叹自己的心思,美化自己的生活环境;二是集体娱乐在街头巷尾,酒楼茶馆或者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等时候,用以消遣助兴,小调的音乐表现特点是:表达的途径比较曲折,常常寓意于叙说故事,或寄情于山水风物,或借助于传说古人,婉转地表现出内心的意思来;表现方法比较细腻,较善于表现矛盾复杂的心情,含蓄内在的隐衷曲折多层的事物发展过程;形式比较规整化,修饰化,小调可分为北方小调,南方小调两类,北方小调:1、北方时调,时调是小调的一种是在民间休息娱乐时为消遣助兴而唱的民歌它还常被民间的职业,半职业艺人在城镇市集酒楼茶馆,街头巷尾,游览胜地用来为人们演唱,时调的音乐形式比较成熟,结构严谨、完整、节奏规整,常用乐器伴奏,表现手法也较丰富,汉族地区的时调分布很广,北方、特别是华北色彩区的时调尤为突出,流行最广的,有“茉莉花调”、“剪靛花调”、“孟姜女调”、“绣荷包调”、“对花调”等。2、华北、东北的其他小调《小白菜》这是一首河北一带流传的儿歌,《花蛤蟆》,这是山东菏泽地区的一道儿歌,3、西北的其他小调《揽工人儿难》是一首流行在陕北的长工诉苦民歌。《三十里铺》是一首旋律非常优美,感情真切动人的陕北民歌,南方的小调有江浙,闽粤台小调、湘鄂、西南的小调等,形式多样,调式变化和衬词衬腔的运用都较丰富。

  至清末民初,中国民歌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播、流变、创新、积累之后,一方面是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民俗场景而形成的题材范围和体裁类别都以达到十分丰富成熟的境地,另一方面则是它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特定环境下所蕴积起来的民族和地域性风格的全面展示,从而使这类民间音乐成为历史悠久、传承不断、体裁多样、色彩斑斓、蕴藏丰富的一个民族文化宝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明确指出:中国民歌是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为其他民间音乐提供丰富营养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历史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民歌从山野飘向都市、融入“城市文化大餐”,成为沟通城乡独特的情感语言,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海内外各民族的民歌文化艺术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民歌节的作用不仅仅是把潜藏在民间的艺术活力借助现代传媒展现在人们面前,从民歌的优美旋律中,人们感受到团结、祥和、繁荣、发展的时代脉搏和健康向上的美好气息,我们要充分挖掘民歌文化中的审美精神,从中提升出有益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文化理想和生活理念,营造现代生活的艺术氛围.

  新的世纪,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交流我们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民族复兴中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优秀民歌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晶,也是传播精神文明的使者,民歌要为时代的进步鼓与呼,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18挂牌彩图自动更新图。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要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深刻认识民歌这一特色鲜明的文化艺术形式的重要作用,用十六大精神指导民歌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专门讲诉民歌的节目叫《魅力28》,是有董卿主持的,这个节目会用各种不同的手法去诠释一首民歌,还会讲这首民歌的由来。

  宋祖英曾首次将中国民歌唱响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悉尼歌剧院和维也纳金色大厅,大力宣传了中国的民歌文化。

  展开全部中国民歌的发展轨迹由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就遭受到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帝令禁唱。有关它的历史很少有文字记载。从出土文物考察,有关古代乐器的较多,而歌唱活动的较少。青海大通县出土的那个有歌舞图像的陶盆实在非常宝贵,它显示的是六千年前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歌舞活动。在原始时期歌与舞是结合在一起的。直至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持歌舞不分的古老传统。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淮南子》这本书上,曾提到古人抬木头时唱着劳动号子,可见早期民歌与劳动紧密相连。从兄弟民族来看,如阴山岩画上的歌舞图像、瑶族的《盘王歌》、苗族的《古歌》、满族的《萨满调》等,又可看出原始民歌与巫等原始宗教活动有关。

  有关古代的民歌,实际音响已不可能再现,只有它的歌词,从古代文学著作中可见到一些。至于曲谱是没有的,因为民歌一直是口头传唱,就是有了记谱法以后,劳动人民也不用它。宜到19世纪末才有民俗学家用工尺谱记录几首民歌。全面、有计划的搜集、整理、记录、出版民歌只有在新中国才成为现实。从历史上看民歌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小曲、俚曲、小令、俗曲、时词以及明、清时代常以山歌泛指各种民歌。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词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五百年间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它的鲜明特点是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阶级矛盾以及劳动人民多方面的生活。在形式与语言的整齐划一上,不难看出这是经过选择、加工整理过的。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了另一部长江流域的民歌集《楚辞》,这是一部在长江中游古代巫歌的基础上经过伟大诗人屈原整理加工的歌词集。它的突出特点是充满了古代的神话、传说,富于想象,它开始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且把《诗经》的四言体民歌发展成一种句式自由,韵脚多变的“骚”体歌,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到了汉魏六朝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420年)的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里,汉《乐府》民歌实际是淮河流域、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各地民歌的汇合。这时已经有了故事歌,如《孔雀东南飞》、《本兰从军》等故事歌,其内容大多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以及封建礼教下的家庭悲剧。这样的故事从公元初流传至今,几乎家喻户晓。不但有民歌形式演唱,而且成为戏曲的著名剧目,可见其影响之深。乐府民歌的突出特点是不仅文字部分经过整理,而且在音乐方面得到当时汉代著名音乐家李延年的加工,配上丝竹乐器伴奏,称之为相和歌。

  从《诗经》民歌到汉乐府民歌,可以说是中国民歌的古代早期,其内容之丰富,表现力之强烈,已相当完美,可以想象到在此之前,民歌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原始时代。在原始时代音乐文化无专业可言,到奴隶社会,奴隶主有了专为他们享乐的乐奴,才开始有了分化。真正划分为专业音乐与民间音乐两个范畴还是到了封建社会,有了专为帝王、贵族的祭祀、仪礼、宴会、娱乐等演奏、演唱的人员,尤其是有了记谱法与专业作曲人员,才逐渐形成了明显的文野界限。在我国从汉代逐浙有了专业与民间音乐之分,汉代以后,也就很少再有由官方组织编纂的民歌集了。早期民歌的音调是否今天仍然存在很难确认,但是如今流传在湖北秭归县纪念屈原的划龙船歌(包括《起桨》、《游江》、《竞渡》)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古老船歌(包括《摇橹号》、《拉纤号》等)的音调恐怕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吧!也许就是千古遗音。

  从汉代到隋、唐当中有一个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在历史上这是我国各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歌明显的分为南朝民歌(南方民歌)与北朝民歌(北方民歌)两大部分。这一时期民歌的显著特点是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不论北方民歌的粗犷、豪放;还是南方民歌的清新、活泼,都不是单一民族风格色彩。这种南北民歌的不同风格,在今天现存的南北民歌中仍然能分辨出其深远的影响。

  唐代(公元615——967),宋代(公元960——1279)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兴盛时期,尤其是盛唐时期,边疆民族的歌舞艺术大量传入中原,对于中原的音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显然内外文化交流对音乐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唐代的专业音乐有了很高的成就。唐、宋以宋民间音乐中的说唱与戏曲逐浙形成。有关唐代的民歌,我们从敦煌所藏曲子中可以找到一些,如《五更啭》之类。另从当时流传的《竹枝歌》也可了解一、二,竹枝歌是兴起于长江中上游巴渝一带的一种自由吟唱抒情山歌,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白居易都吸收过这种民歌因素,写过一些文人创作的《竹枝歌》。直至今天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田歌中还能找到《竹枝歌》的曲式结构痕迹。宋代的“曲词”很盛行,当时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新型演唱形式。元代(公元1221——1368)以“小令”闻名,“小令”是民歌的一种,现今西北地区的民歌仍有以“令”命名的山歌。元代的小令流传后世的很少,元代统治者对民间带有不满与讽刺时事为内容的民歌,视如洪水猛兽,严禁传唱。

  明代(公元1368——1684),清代(公元1641——1911)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中、小城镇市民阶层兴起,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民思想异常活跃,民歌特别兴盛,其数量之多,人民性之强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时已有半职业艺人演唱民歌小曲。到清代晚年(184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封建,反抗外来侵略为主题成了近代民歌的时代特点。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搜集编辑的民歌歌词集,如黄遵宪的《客家山歌》、冯梦龙的《吴歌》、李调元的《粤讴》以及华广生的《白雪遗音》等。由于个人的偏爱,这些民歌集在品种上大都偏重于民间抒情民歌。其中不少民歌今天仍在民间传唱。更值得提出的是清代著名民间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选用了明末清初民间流行的五十几种民歌曲牌。其中有一些一直为民间艺人传唱至今,使我们能够听到三、四百年之久的民歌曲调,甚为珍贵。

  20世纪以来,经历了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歌达到了高潮。1921年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广大农、牧民的觉醒,民歌得到了振兴。这个时期民歌的显著标志是,大量的内地新民歌向东部沿海地区传播,部分边疆兄弟民族的民歌也向中原地区传播,反映人民革命和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题材的新民歌,空前繁荣。此外,如争取婚姻自由、勇女平等、反对烟毒的民歌也为数不少。五四前后,李家瑞编《北平俗曲集》问世,已经有了民歌的曲谱记录。更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以后在延安兴起的向民间音乐学习的运动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揭开了现代音乐史新的一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才真正得到尊重,中国民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反映人民新生活的民歌如春笋般的大量涌现出来,不但题材新颖,而旦音乐格调更加活发、热烈、开朗、明快,充满了向上的激情合乐观主义精神,由于各个民族以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不少民族甚至尚无文字,民歌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艺术形式,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大都保留着“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相比之下,汉族由于戏曲、说唱的迅猛发展,民歌演唱活动不如兄弟民族活跃,沿海不如内陆地区传唱的民歌多。这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民歌的一个显著特征。

  展开全部原始的民歌,同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欢快,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它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其社会作用也显得愈来愈重要了。《诗经》中的《国风》,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多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国风》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实质,表达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和斗争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语言讽刺和诅咒了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在《硕鼠》中,更把剥削阶级比作贪得无厌的老鼠,刻画出劳动人民对奴隶主的切齿痛恨和对于“乐土”、“乐园”的向往。

  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民歌已经十分繁荣。战国后期,诗人屈原等人,对楚国民歌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根据楚国民歌曲调创作新词,称为《楚辞》。《楚辞》中的不少作品,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热烈面富于幻想,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从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乐的歌谣,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这些乐府民歌,多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爱憎,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这一时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发展成为长短句和五言、七言体,并开始加进了乐器伴奏,《孔雀东南飞》等长篇叙事歌曲的产生,同时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民歌在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创作也相当繁盛。李隆基登位,杨玉环得宠,建立了杨家的裙带关系,她的姊妹都被封为夫人,气焰之盛竟至“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谣曰:“从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里的向往,只是一种对皇家的讽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间产生的讽刺性歌谣就更多了。南宋的统治阶级,贪污腐化,玩弄政权,有民歌讽刺道:“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元明时代,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了。人民作歌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于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激起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其中,以颖州的刘福通声势最大,他率领了10万农民,头包红中,号“红军”,所向无敌,所以歌谣道:“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进入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面临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闯王、穿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

  清朝统治中国后,人民清醒地看到,统治阶级昏聩贪婪,这是招致外侮、陷国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惨的年代,老百姓连温饱都不可得,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天子坐金銮,朝政乱一团,黎民苦中昔,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凯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东执行血腥屠杀政策,杀害无数义和团将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凯,便唱出了“杀了袁龟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人们在袁世凯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上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爬在一个洋人的屁股后。这幅漫画和歌谣,发泄了老百姓对袁世凯的痛恨心情。

  随着清朝的垮台,民国以来,帝国主义为了扶植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军阀,残害中国人民,支持袁世凯称帝,当时袁世凯听见北京街上有许多卖元宵的,认为大犯忌讳,把元宵当成“袁消”,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卖元宵,硬把元宵改为“汤圆”,于是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长,他们讥讽卖日货的商人:“绿坎肩,真是阔,绿帽子,也不错,叫你再贩日本货!”

  作为历史的见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壮丽史诗,在民歌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农民这样唱道:

  “边区本是根据地,赶走了鬼子杀汉奸。”“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像一个人在经过艰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后,突然看到了碧波万顷的大海,人们的情绪激动了,歌不断从激动的心头流出来。人们用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人民创作了如《东方红》、《咱们的领抽毛译东》、《浏阳河》、《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传世之作。

  民歌在新中国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连片密布,摇曳生姿。社会主义民歌创作的沃野展现在眼前,劳动人民的歌声冲天而起,响彻云霄。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派出工作组对全国的传统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风进行大范围的抢救挖掘工作。自1984年起,又开展了编辑《中国歌谣集成》工作。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活动,使得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得以典藏保存,为丰富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至於被称为美国现代(六十年代称之为现代,而我们2004年被称为处於后现代的尾声) 民歌之父的是 Bob Dylan。 Bob Dylan 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民歌之父,是因为其在六十年代首先以他典形反叛、控诉加上其如诗的文字( lyric) 写出了不少能代表当代美国土地、文化,新一代知识分子、年青人的心态的乐曲。 而该等文字、歌曲,又真的能直接、间接及一代一代地影响著美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不止于音乐文化)。

  唐代诗人崔颐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黄鹤楼,令后来登上黄鹤楼的李白对著眼前美景,却有「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颐题诗在上头」之喟叹。

  在下当然不是李白,只是开个玩笑。本来我也想从宏观的角度去写写「何谓民歌」这个题目,只可惜被Mel兄捷足先登了(一笑)。这里只好来个狗尾续貂,零星补充一下。

  民歌和民谣的涵意实有点区别,民谣的「谣」字,有「虚」、「无」的意思,亦即所谓谣言、谣传。「民谣」是泛指古时在民间流传的歌曲,而作曲者已无可稽考,这些我们才会叫做民谣(当然也可叫民歌),所以我们会说现代民「歌」或城市民「歌」,而不应有现代民「谣」或城市民「谣」之说。

  至於英文的Folk Song是否有古今之分,在下并无考究,不敢胡说。

  我们在西洋歌剧或中国地方戏曲,不难发觉其音乐的部份,亦能充分反映一个族群的色彩性格、文化传统,但我们不会称之为民歌,并不尽然是它有丰富的艺术内涵;而是这类传统音乐,在没有留声机的年代,是宫廷贵族、知识分子或上层社会的「专利品」,并没有在民间普及,所以「流传民间」是成为民歌的最基本条件。

  上世纪至今英语是强势语言,在多个领域影响著全世界,民歌亦然。我们这一代人,受欧美民歌薰陶至今。60年代欧美民歌在市场力量推动下作多元发展,臻至圆熟之境。事实上,欧美民歌在音乐上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充份推崇和肯定的。

  民歌是人民其中一个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每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性格色彩,所以各地民歌的风格亦有不同。在下认为玩民歌要玩得好,关键是否能玩出那种民歌的真性情、那种民歌feel,这个feel字,民歌友一看便明;但对民歌较为陌生的朋友可能不明所以。在下亦无法具体说明甚么叫民歌feel,试举两个例子作结:当年有朋友向我说:「罗大佑作曲好是真的好,但他唱歌不大好。」我听后莞尔一笑,回答他:「难道你觉得罗文唱鹿港小镇、唱未来的主人翁,会唱得比罗大佑好吗?」

  劳动歌,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号子,以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和直接促进劳动的功用为其基本特征。广义的包括在劳动中唱的歌,如草原牧歌、采茶歌等。后一类歌,有些也配合劳动动作而歌唱,一般对劳动也能起一定的鼓舞和调节情绪的作用,但无明显的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广义的劳动歌,有时也可归入生活歌中。

  仪礼歌,伴随民间祈年庆节、贺喜禳灾、祭祖吊丧等仪式及日常迎亲送友等习俗活动而吟诵演唱。大致有诀术歌、仪式歌、习俗歌三类。诀术歌,是被认为具有法术作用的民间歌诀与咒语,如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过路君子吟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之类。仪式歌,是与节令庆祝、其他祭祀等仪式相结合而诵唱的歌,主要内容为祭神求福、祈保丰收等。如祭灶王爷求福、祭龙王爷求雨所唱的歌。习俗歌,用于婚娶、生子、祝寿、送葬、造房等红白喜事和迎宾待客的场合,如撒帐歌、哭嫁歌、盖房歌、敬酒歌等。这是仪礼歌中数量居多、迷信色彩较少、文学价值较高的部分。

  时政歌,主要内容是反映人民群众对某些政治事件、人物的认识和态度的。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中国古代的时政歌谣,不少以童谣形式出现,其书面记录,较多见于各朝史书的《五行志》中。时政歌谣大致可分三类:①揭露讽刺统治者的歌谣,这类作品数量最多;②赞扬廉洁、爱国官吏的歌谣;③历代农民起义的歌谣,这类歌谣,体现农民的觉醒最充分,政治色彩最浓。

  生活歌,反映人民一般的社会家庭生活和日常劳动生活的各方面,尤以表现农民和妇女生活的为多。关于农民生活的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旧社会所过的非人生活,揭露地主残酷剥削和贪婪吝啬的本质。流传相当普遍的《十二月长工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长工与地主的尖锐矛盾。妇女生活歌,大部分出自民间妇女之口。女性从一出生即受歧视的童年,到像货物一样被买卖的出嫁;从备受虐待摧残的小媳妇生涯,到熬成婆后仍无幸福可言的毕生悲惨遭遇,在妇女生活歌中都有所反映。在大量的苦情歌中,又常蕴含着对美满生活的憧憬。在资本主义兴起后的近代歌谣中,常迸发出反抗的时代强音。

  情歌,据有些学者的看法,大概最早产生于对偶婚与对偶婚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制的交替时期,是民间歌谣中数量最多,也更加脍炙人口的一种,在历代劳动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倾诉互相爱恋之情和表明选择爱人标准的,如《丝线牵桥妹敢过》、《金银不是如意郎》。②抒发离别、想念之情的,如《把你画在眼睛上》、《和来捏作一个人》。③表达誓不分离的坚贞爱情的,如《情愿挨打不丢郎》、《出了衙门手牵手》。④告诫和批评的怨情歌,如:要学苋菜红到老,莫学花椒黑了心、《小妹郎多乱了心》。⑤为数甚多的家花不如野花香之类的偷情歌,虽含某些不健康的思想情感,但往往也表现了被剥夺正常爱情生活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儿歌一词,中国五四以后才普遍使用。古代称为孺子歌、小儿谣等。儿歌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由儿童自己创作以及由大人教唱但内容符合儿童生理心理特征和理解能力的歌。广义的还包括由妈妈奶奶等教唱、反映旧社会大人特别是妇女生活情感的、但由儿童传唱开来的歌。具有时政歌谣性质的所谓童谣,一般非真正的儿歌。儿歌按其功用,大致可分为三类:游戏儿歌、教诲儿歌、训练语言能力的绕口令等。

  中国不仅不同民族和地域,民歌形式往往各异,即使在同一民族和地区中,也常有多种样式。

  句式方面:如汉族民歌,除七言体外,还有三、四、五、六、八言或多达十几字一句的。纳西族民歌和苗族古歌,几乎都是五言句,水族的歌多为前三言、后四言的特殊复式句。

  章段结构方面:四句头最多。陕南、鄂西以及湖南、安徽、四川等省部分地区流行赶五句。两句一首的有陕北信天游、内蒙古爬山歌、晋西北的山曲、壮族师体歌等。藏族鲁体歌,多三至五句成章,三章成首,且句子之间讲究对应。谐体歌多四句一首,也有六或八句成首的。僳僳族民歌,凡两句两句唱的,均分为上句与下句,上下句要求对仗。汉族各地流传的小调歌词,体例各有格套,如四季调为四段式,五更调为五段式,十送等为十段式,十二月调为十二段式等。西北花儿的河湟、洮岷、陇中三派,格式各异。各族民歌中,还有不少章、段、句数是不固定的。

  用韵方面:汉族民歌押尾韵的居多,四句一首的多一、二、四句用韵,五句一首的一、二、四、五句用韵,两句一首的每句有韵。蒙族民歌则多押头韵,在大多数四行为一章,上、下两章成一首的民歌中,一般每行都要求押韵。各民族的民歌中,还有押腰韵、腰脚韵、头脚韵或腰韵、尾韵相互为韵的。壮族的勒脚欢,西北各族的花儿,有特殊的押韵法。

  表现手法方面:比兴、夸张、重叠、谐音等手法,在民歌中多有运用。揭露抨击性的时政歌谣,常用谐音、隐语。双关语在情歌中运用较多。拟人化手法,儿歌中较为常见。纳西族的相会调,在大量运用谐音同时,通篇以物拟人,如用蜂花、鱼水相会,比喻男女间的爱情。 民歌的风格,因地区、民族等不同而异。傣族民歌明丽,赫哲族民歌粗犷。汉族民歌,北方的多偏于豪放,南方的一般比较婉约。但同为南方民歌,吴歌又比楚歌更显细腻。同是花儿,不同民族或地区,也各有特色。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它以丰富璀璨的繁花硕果,深广久远的历史传统,独特而多样的色彩风貌,巍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一个浩瀚的大海,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引以自豪,流传久远的民歌,民歌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56个民族拥有古老的历史,悠远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神州大地的肥沃土壤孕育的优秀民歌、古朴、悠扬、明快、美妙、悦耳、令人感动、神往,与其它艺术一样,民歌艺术同样博大精深,同样有着独特的韵鼓掌和强大的生命力。

  民歌就是人民的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逐渐形式和发展起来的,和人民生活紧密地联系着的歌曲艺术,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博大的文化背景,众多的民族和人口是造就民族音乐的最大原因,民歌有着三个基本特征:1、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民歌的作者是人民群众,是他们在长期的劳动,生活实践中,为了表现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意志,愿望而创作的,在过去,劳动人民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力,不识字,更不懂谱,但他们却用口口相传的方式编唱自己的歌曲,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如《长工苦》、《揽工人儿难》,倾吐了遭受欺诈压迫的长工的悲苦情怀,《绣荷包》,抒发了少女对情人的思恋和对幸福生活的惮憬等。(明·冯梦龙)有“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之说,民歌所表现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是最线、民歌是经过广泛的群众即兴编作,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无数人的智慧结晶。(民歌的创作过程和演唱过程,流传过程是合而为一的,在传唱过程中即兴创作,在编制过程中演唱流传)③民歌的音乐形式具有简明朴实,平易近人,生动灵活的特点。

  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歌谣蕴藏极其丰富,从《诗经》里的《国风》到解放后搜集出版的各种民歌选集,数量相当多,至于目前仍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歌谣和新民歌,更是浩如烟海,这些民歌就形式而言,汉族的除了民谣,儿歌,四句头山歌和各种劳动号子之外,还有“信天游”、“扑山歌”、“四季歌”、“五更调”,至于像藏族的“鲁”“协”,壮族的“欢”,白族的“白曲”、回族的“花儿”、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等,都各具独特的形式,民歌的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按照它的体裁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号子、山歌、小调。

  1、号子——是人们在体力劳动过程中编唱并直接为之服务的民歌,它的音乐坚实有力,粗矿豪迈,和劳动者关系十分密切,号子对劳动有着实用性和表现性两种功用,号子有以下5种:①搬运号子(包括装卸、挑抬、推车号子等);②工程号子(包括打夯、打硪、建房、采石等);③农事号子(包括车水、打粮号子等);④船渔号子(包括行水、打鱼、船务号子等);⑤作坊号子(包括打蓝、盐工、榨油、制麻等)。在民歌中,劳动歌产生的最早,鲁迅先生认为:我们不会说话的祖先原始人,在共同操劳得特别吃力的时候,懂得唱歌谣来减轻股肉的疲乏,来集中注意力……。号子的领唱者就是劳动的指挥者,他用富于号召性的歌腔指挥众人的劳动,号子的结奏极为短促,歌词也比较单一,劳动者随着节奏调整身体的协调,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劳动歌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它强烈的节奏感。

  2、山歌——是产生于山野劳动生活中,声调高亢、嘹亮、节奏较自由,具有直畅而自由抒发感情特点的民歌,山歌产生在辽阔宽广的大自然环境之中,是人们上山砍柴,田间劳动,山野放牧,或行脚、小憩时,为了抒发内心的感情或向远处的人遥递情意,对答传语而即兴编唱成的,山歌在艺术表现上有三个特征:①感情抒发的直畅性;②编唱形式的自由性;③形式手法的单纯性,山歌又分为北方山歌,与南方山歌两大类,北方山歌主要分布在西北色彩区,西北山歌大多集中在几个歌种之中。主要有:陕北的“信天游”,甘肃、宁夏、青海的“花儿”,内蒙西部的“爬山调”和山西西北部的“山曲”等,南方山歌比北方普遍,几乎各地都有,大多以地名称之:江浙山歌,用吴语方言,称之为“吴歌”,客家山歌,湘鄂山歌、西南山歌、南方的田秧山歌等,山歌的声调高亢嘹亮,常用上扬的自由延长音来抒发感情,乐段结构较简单,乐句内容的结构变化手法较多,它不仅简单,乐句内部的结构变化手法较多,它不仅与向远方喊话口气语调直接相通,而且擅长表现热烈、爽快、坦率、线、小调——是产生在群众日常生活的休息娱乐、集庆等场合中的民间歌曲,它的流传最为广泛、普遍,形式较规整,表现手法较多样具有曲折,细致的特点,小调产生在人们劳动之余,一般有两种场合:一是休息或从事家务劳动的时候,人们常常用小调来泳叹自己的心思,美化自己的生活环境;二是集体娱乐在街头巷尾,酒楼茶馆或者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等时候,用以消遣助兴,小调的音乐表现特点是:表达的途径比较曲折,常常寓意于叙说故事,或寄情于山水风物,或借助于传说古人,婉转地表现出内心的意思来;表现方法比较细腻,较善于表现矛盾复杂的心情,含蓄内在的隐衷曲折多层的事物发展过程;形式比较规整化,修饰化,小调可分为北方小调,南方小调两类,北方小调:1、北方时调,时调是小调的一种是在民间休息娱乐时为消遣助兴而唱的民歌它还常被民间的职业,半职业艺人在城镇市集酒楼茶馆,街头巷尾,游览胜地用来为人们演唱,时调的音乐形式比较成熟,结构严谨、完整、节奏规整,常用乐器伴奏,表现手法也较丰富,汉族地区的时调分布很广,北方、特别是华北色彩区的时调尤为突出,流行最广的,有“茉莉花调”、“剪靛花调”、“孟姜女调”、“绣荷包调”、“对花调”等。2、华北、东北的其他小调《小白菜》这是一首河北一带流传的儿歌,《花蛤蟆》,这是山东菏泽地区的一道儿歌,3、西北的其他小调《揽工人儿难》是一首流行在陕北的长工诉苦民歌。《三十里铺》是一首旋律非常优美,感情真切动人的陕北民歌,南方的小调有江浙,闽粤台小调、湘鄂、西南的小调等,形式多样,调式变化和衬词衬腔的运用都较丰富。

  至清末民初,中国民歌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播、流变、创新、积累之后,一方面是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民俗场景而形成的题材范围和体裁类别都以达到十分丰富成熟的境地,另一方面则是它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特定环境下所蕴积起来的民族和地域性风格的全面展示,从而使这类民间音乐成为历史悠久、传承不断、体裁多样、色彩斑斓、蕴藏丰富的一个民族文化宝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明确指出:中国民歌是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为其他民间音乐提供丰富营养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历史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民歌从山野飘向都市、融入“城市文化大餐”,成为沟通城乡独特的情感语言,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海内外各民族的民歌文化艺术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民歌节的作用不仅仅是把潜藏在民间的艺术活力借助现代传媒展现在人们面前,从民歌的优美旋律中,人们感受到团结、祥和、繁荣、发展的时代脉搏和健康向上的美好气息,我们要充分挖掘民歌文化中的审美精神,从中提升出有益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文化理想和生活理念,营造现代生活的艺术氛围.

  新的世纪,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交流我们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民族复兴中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优秀民歌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晶,也是传播精神文明的使者,民歌要为时代的进步鼓与呼,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要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深刻认识民歌这一特色鲜明的文化艺术形式的重要作用,用十六大精神指导民歌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专门讲诉民歌的节目叫《魅力28》,是有董卿主持的,这个节目会用各种不同的手法去诠释一首民歌,还会讲这首民歌的由来。

  宋祖英曾首次将中国民歌唱响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悉尼歌剧院和维也纳金色大厅,大力宣传了中国的民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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